秦王政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盛夏。
咸阳宫中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朝会正在举行。
文武百官齐聚大殿，按照品级分列两班。但与往日不同的是，今日的朝会上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——来自齐国的博士、来自燕地的方士、来自楚地的祝巫。他们都是李斯奉嬴政之命，从各地征召而来的博学之士，专门为了一个目的：议定秦王的新称号。
大殿中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
一位老博士率先出列，拱手道：“大王功盖五帝，德兼三王。臣以为，‘泰皇’最为古贵，可称‘泰皇’。”
另一位方士随即附和：“泰皇者，上古天皇、地皇、泰皇之最尊者也。大王当之无愧。”
李斯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，目光不动声色地向上座扫了一眼。他看到嬴政的手指在王座的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，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李斯立刻明白——大王对“泰皇”这个称号并不满意。
李斯出列，拱手道：“臣以为，‘泰皇’虽尊，然不足以彰大王之功。古有三皇五帝，大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也。臣昧死建议——大王可称‘皇帝’。”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去‘泰’著‘皇’，采上古‘帝’位号，号曰‘皇帝’。他如议制。”
大殿中安静了一瞬。
嬴政的手指停住了，目光落在李斯身上，缓缓开口：“皇帝……皇者，光大也。帝者，主宰也。皇帝——寡人的功业，配得上这两个字。”嬴政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无可置疑的力量。他站起身，目光扫过大殿中的每一个人：“寡人便是这天下第一位皇帝。后世以计数——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
“陛下圣明——！”
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倒，山呼之声在大殿中回荡，穿透了厚重的宫墙，在咸阳城的上空久久不息。
一个新的时代，从这一天开始。
散了朝，接着下来的是几道诏书。
第一道是追尊。庄襄王被追尊为太上皇——这是这个名号第一次出现在世上。第二道是废谥。制书上写得很直白：死后由儿子给父亲定谥、由臣子给君主定谥，这是“子议父，臣议君”，没有道理；从今往后，废除谥法，朕称始皇帝，后世以数计，二世、三世，直到万世，传之无穷。
第三道是水德。从前秦文公打猎时曾猎获一条黑龙，那是水德的符应；如今改年始，朝贺都从十月朔日开始，衣服、旌旗、符节都用黑色，数以六为纪，符和法冠都是六寸，车舆六尺，六尺为步，乘六马。第四道是把天下的兵器都收上来，聚到咸阳，熔了铸成钟鐻和十二个铜人，各重千石，摆在宫门前。
这最后一道，比前面几道都沉。六国的戈矛剑戟，一辆一辆地运进咸阳，在城外的空地上堆成山，再一炉一炉地化开。钟鐻铸出来，挂在咸阳宫的廊下，敲起来声音很沉。十二个铜人立起来，比廊柱还高，低着头看着宫门。此后天下再没有私藏兵器的人——至少名义上没有。
但秦始皇并没有满足于仅仅更换一个称号。他的目光远比百官所能看到的更加深远。他要做的，是彻底改变这个天下的面貌。
他废除了周朝延续了八百年的分封制，不再将土地分封给宗室子弟和功臣，而是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，郡设守、尉、监，直属中央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——天下所有的权力，第一次全部集中到了一个中心。
与这套制度同时铺开的，是一张网。
这张网的原型是商鞅留下的那套律令。秦国自孝公以后就以法立国，律文一条一条地刻在竹简上，藏在官府的库房里。统一之后，这套律令被推行到天下每一个郡县：什伍连坐，一家有罪，九家不告发就要一同受罚；路上弃灰、偷一只羊、私斗伤人，都有对应的刑名。
刑罚分得很细：轻的罚作城旦，白天守城，夜里筑墙；再重一点是黥面、劓鼻、斩趾；最重的是腰斩、车裂、弃市，还要参夷之诛——一个人犯了死罪，父族、母族、妻族一并处死。律文之间相互勾连，一件事往往对上好几条，吏员判错一条，自己也要抵罪。
律文之外，还有几条是专门为这张嘴设的。
一条叫挟书。书是《诗》《书》，是百家语；藏了要罚，拿出来讲更要罚。一条叫偶语——两个人凑在一起议论《诗》《书》，当场处死，弃市。一条叫诽谤、叫妖言：说朝廷不好是诽谤，说吉凶祸福是妖言，两样都能杀头。还有一条最叫人不敢开口，叫见知不举：看见了、知道了而不告发，与犯人同罪。父亲看见儿子犯了法，不告发，父子一同受刑；邻家听见隔壁说了一句话，不告发，邻里一同受刑。
这几条律在纸上躺了几年，真正用起来，是在书被烧掉之后。那时候“挟书”不再是一句空话——家里的箱底压着一卷没烧尽的《诗》，就是这个人的死期。
吏不好当，民更不好当。
廷尉的狱里，每天都有人被推进来。审案的人不问这个人好不好、做过什么，只问一件事：他犯了哪一条。问清了，就从架上取下一卷律文，对着念，念完就判。判完了还要报——郡县的狱案要报到咸阳，死刑要等皇帝亲自勾决。一年里从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囚名册，要用车拉。
被判了刑的人，脸上刺字，脖子上一圈铁钳，押出城门，往西走。往西是咸阳，是阿房宫的工地，是骊山。
史书上后来用四个字记这件事，叫“赭衣塞路”——穿赭色囚衣的人塞满了道路。又用四个字记牢里的情形，叫“囹圄成市”——监狱多得像集市。
这些人里自然有杀人的、劫财的，但更多的是另一些：赭衣之下，有不少是欠了税缴不上来的黔首，是误了期限的戍卒，是替兄弟顶了罪的，是一句话把全家说进去的。刑徒的名册一年比一年厚。名册上一个人后面写着“城旦”，意思是天不亮就得起来筑城；写着“鬼薪”，意思是上山砍柴；写着“白粲”，意思是舂米。
这些人服满年头本来可以放回去，可名册翻到下一卷，往往又看见同一个名字——新添的罪名是“亡”，也就是逃。逃了抓回来，还是城旦。
到了后来，朝廷要修阿房、修骊山、修长城，人手从哪里来？就从这些名册上来。七十余万人分作两处的那一笔账，源头在这里。
黔首一年要服的役有两样：一是徭，修驰道、筑墙、运粮；一是戍，去边地守一年。两样都可以用钱抵，可钱从哪里来？种出来的粟要先缴田租，家里的丁口要缴户赋，剩下的才是一年的口粮。赶上水旱，就只能卖田、卖儿女、或者逃。逃了被抓住，罪加一等；抓不住，就上山。
商人比农夫更难过。秦法把商贾、赘婿、后父与曾经犯过罪的人列在一起，征发徭役的时候先征他们，戍边的时候先派他们，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。他们可以有钱，但有钱也买不来体面——同一件衣服不许穿，同一辆车不许坐。
在这样的律令底下做皇帝，是什么样子？
史书上留下了几个数字。天下的事情，无论大小，都要由皇帝决断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数：每天批阅的奏章，用衡石称过，不称满一石不休息。秦制一石是一百二十斤，竹简一片不过半两重，一石就是几千片。他白天见人，夜里看简，看不完就不睡。
他还要各处巡行。二十七年到三十七年，他出去了五次。每次出去，车马绵延数里，沿途的郡县要清道、要供食、要修桥补路，走到哪里，哪里的徭役就要加一层。他在石上刻字，写自己的功业；也在石上立法，让后来的人照着做。
这套法子替他把天下管得很紧。网是一年一年织起来的，织到后来，网眼里的东西越来越少——先抽走力气，再抽走粮食，最后连人也不必留下。
他下令统一文字。李斯受命主持这项工作，以秦国的小篆为基础，废除了六国各自不同的文字体系，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书写规范。一时间，咸阳宫中的博士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，将各国的典籍重新抄写成统一的小篆，发往天下各郡。
小篆不是凭空造出来的。它是把秦国原来通行的籀文省改减省，笔画拉匀、结构收方，同一个字只留一种写法。从前一个“马”字，齐地写一种，楚地写一种，燕地又写一种；一个“安”字，三晋和秦地的写法差得像两个字。文书从咸阳发到东郡，路上没人敢认错；可发到齐地的旧城，当地的吏员未必看得懂。这件事不改，政令出不了函谷关。
改起来比说起来难。秦国的博士们要做的，是把六国的字一个一个地摆在一起，比出哪一笔是多余的，哪一处是各写各的，然后定下一种写法。定完了还要抄：宫里的书要重抄，郡县的簿籍要重抄，学童的课本要从头编。抄写的人手不够，就从各级官府里抽识字的小吏；小吏不够，就下令各郡办学室，由吏来教。前后花了好几年，才算把这一套字推到了郡县。
改字的人不止李斯一个。中车府令赵高作了一篇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了一篇《博学篇》，李斯自己作《仓颉篇》，三篇都是给学童认字用的字书，随诏令颁下去，取代各家私传的识字课本。字书里选的句子大多是“某某某某，某某某某”这样四字一句的韵语，好背，也好写。
小篆定下来之后，实际写起来的人却慢慢换了一种写法。小篆笔画太圆太匀，用刀刻在竹简上又慢又费，各地刀笔吏图快，把圆转改成方折，把弧线拉直，写出来的字比小篆好认也好刻。这种写法后来有了一个名字，叫隶书——官府的正式文书仍用小篆，日常的簿籍、券契、书牍，多半用隶书。定下的字和写下的字，从这时候起就分了两路。
他下令统一度量衡。从咸阳到最偏远的郡县，所有的尺、斗、秤都必须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进行校准。他甚至规定了一个细节：所有官方制作的度量衡器上，必须刻有皇帝的诏书，用以防止地方官员私自篡改标准。
这件事看着琐碎，其实是立国之本。齐地一釜、魏地一斗、楚地一石，各是各的分量；秦国的商鞅量以一升为准，分毫不差。统一之后，天下只留一套：一升、一斗、一石，一尺、一丈，一斤、一石，各有定数。粮仓收粟、官府发俸、边军支粮，都按这一套算；连修驰道用多少土、筑墙用多少石料，也算得出来。
新铸的铜权、铜量发下去的时候，器身上都刻着同一段话。那段话四十个字，是皇帝让李斯写的，字是小篆，一圈一圈地绕在器物上：
“廿六年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。乃诏丞相状、绾，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，皆明壹之。”
这话说得拗口，意思很简单：天下并了，号也立了，丞相隗状、王绾奉命把不统一的度量衡统统统一。一个升、一斗，从辽东到南海，量出来的是同一升、同一斗。史书上记这件事，只用了五个字：“一法度衡石丈尺。”
钱也跟着改了。从前各国各铸各的：齐、燕用刀币，形状像一把小刀；韩、赵、魏用布币，形状像一柄铲子；楚用蚁鼻钱，小得像一颗贝壳。商人出了国境就得换钱，换一次亏一次，谁也说不清算起来到底是赚是赔。统一之后，天下只留两种钱：黄金以镒为单位，是上币；铜钱作圆形方孔，重如其文，叫半两，是下币。此后咸阳的一枚半两钱，拿到临淄、拿到番禺，都是同样的分量。粮价、盐价、铁价，第一次可以放在一张纸上比。
他下令统一车轨。驰道的宽度被固定为统一的标准，以便全国各地的车辆在换乘时无需更换车轴。那些连接咸阳与各郡的驰道，以惊人的速度在帝国的版图上延伸开来——道宽五十丈，每隔三丈种一棵青松，绵延数千里，宛如一条条黑色的巨龙，将帝国的每一寸土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
车同轨不是为了让百姓出门方便。车轮的间距一律六尺，一辆车从咸阳出发，走到辽东、走到南海，路都是按同一个轮距压出来的；从各地征调的粮车、兵车、辎重车，到了任何一个郡都不必换轮换轴。军队北上、粮草南下，靠的就是这条一律的辙。路看得出宽窄，辙看不出宽窄——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，才是这道法令真正管住的东西。
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这样顺利。
二十六年之后，帝国要做的事排成了一长串。北边要修墙，南边要开道，东边要通水运，咸阳要建宫室；每一件事都要人，都要粮，都要有人去数、去记、去催。命令从咸阳发出去，一天能传出三百里；各地报上来的簿籍，一年比一年厚。簿籍上的数目一个字也错不得——错一个字，就有人要赔上一年收成，或者一条腿。
天下太大，皇帝觉得不能只靠竹简上的字看。二十七年，他第一次往东走。